《娇惯的心灵》：一部“社会科学的侦探小说” | 多位学者力荐的教育心理佳作
《娇惯的心灵》：一部“社会科学的侦探小说” 多位学者力荐的教育心理佳作
《娇惯的心灵》
“钢铁”是怎么没有炼成的？
雅理译丛
[美]格雷格·卢金诺夫 [美]乔纳森·海特 著 田雷 苏心 译
69.00元，527页，精装
ISBN：9787108068743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01 施一公
“娇惯的心灵”是对美国当前教育病症所下的诊断，作者抽丝剥茧，证明了大学生脆弱心态的根源在于全社会对青少年的过度保护，从家长、社群到大学都难脱干系，书中所包含的历史教训，值得每一位关心教育的中国读者细品和深思。
02 甘 阳
“娇惯的心灵”也就是“闭塞的心智”，亦即号称最开放的现代人，恰恰拒绝倾听他们不愿意听的意见和道理，并以此“自我保护”。在此意义上，本书是三十年前布鲁姆那本轰动全美的《闭塞的美国心智》在新世纪的回响。
03 童世骏
“过度的自我保护”，是这个时代心灵脆弱的征兆。今天的大学教育、公共意见乃至社会竞争似乎都在告诉我们：相信自己的感觉，远离外界的伤害，是人生安全的最大保障。殊不知，这脆弱的人设，让人想方设法把自己搁置在保温箱里，在无菌的真空里，结果却使人陷入防范一切的恐惧中，陷入被迫害的妄想里。
内容简介
从幼儿园开始，孩子们的每一天都要受到父母的严格安排和设计。放学后，不再能自由玩耍，而要参加各种补习班以及其他有人组织并监管的活动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超过其他孩子。
生于互联网时代，大学生却惯于在社交媒体构筑的虚拟世界里寻找意见的共鸣，面对不同的观点和立场，他们往往用举报的方式来消除自己的不安全感。
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，美国青少年患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比例大幅激增，自杀率呈现急剧上升的趋势。心理焦虑，已经成为大学生寻求心理治疗的首要问题。
与其为孩子铺好路，不如让孩子学会如何走好路。有些善意的保护可能会适得其反，过度保护和过度教育，反而会让我们的孩子成为“脆弱的一代”。这不能简单归咎于父母和教育管理者，更不能归咎于“娇惯”的孩子，全社会应共同反思和努力做出改变。
作者简介
格雷格·卢金诺夫，美国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（FIRE）主席，兼任首席执行官。先后毕业于美利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法学院，关注大学言论自由以及高等教育环境中的第一修正案议题。著有《自由的忘却：校园审查与美国辩论的终结》。
乔纳森·海特，1992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，著名社会心理学家，现执教于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，托马斯·库利伦理领导力讲席教授。著有《正义之心》和《象与骑象人：幸福的假设》，TED大会演讲人。
目录
序 言 智慧之旅
第一篇 三种错误观念
第1章 脆弱人设的谬误: 凡是伤害,只会让你更脆弱
第2章 情感推理的谬误: 永远相信你的感觉
第3章 “我们vs 他们” 的谬误: 生活是好人和恶人之间的战斗
第二篇 错误观念在行动
第4章 恐吓与暴力
第5章 政治迫害
第三篇 我们何以至此?
第6章 政治极化的恶性循环
第7章 焦虑和抑郁
第8章 焦躁不安的父母
第9章 玩耍的消失
第10章 安全至上的校园官僚
第11章 追逐正义
第四篇 该觉醒了
第12章 救救孩子
第13章 改革大学
结 论 明天会更好?
致 谢
附录1 认知行为疗法指南
附录2 《芝加哥声明》
注 释
参考文献
索 引
安全至上的校园官僚
（选自《娇惯的心灵》第10章）
大学的公司化
1869年,联邦政府的教育署才开始收集数据,那个时候,整个美国就只有63000名高等教育在册学生;若以当时美国18岁至24岁的人口为分母,这个分子只占1%。而今天,据统计美国高等教育的注册学生有2000万之多,人数约占全美18岁至24岁人口总数的40%。根据我们所能获取的最新统计数据,在2015至2016学年度,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总收入高达5480亿美元。(请感受一下这个数字,GDP达到这个数的国家,在全球国家中能排到第21位,居于阿根廷和沙特阿拉伯之间。)截至2015年财政年度结束时,美国大学拥有120项超大规模的捐赠基金,共持有5470亿美元。美国的精英院校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学生,在全世界排名前25位的大学,其中17所都在美国。这些大学从规模、领域到财富都在迅猛扩张,这就要求学校职业化、专业化,以及拥有规模庞大的支持员工。
1963年,加州大学系统的主席克拉克·克尔,将由此产生的组织结构称为“巨型大学”(multiversity)。在这样一所“巨型大学”中,校内存在不同的系科和权力结构,它们并驾齐驱,追求不同的目标,例如科研、教育、筹资、品牌运营以及法务合规。按照克尔当年的预测,随着教员越来越专注于各自所在的系科,非教学类的职员将接手大学的领导,管理起整个机构。结果亦如他所见,大学里行政人员的规模一路攀升。与此同时,行政职责范围也逐渐向外延伸。
本杰明·金斯伯格著
《教员之衰落:行政化大学的兴起及其后果》
某种程度的行政化,既有必要也是合理,但问题是,当行政扩张的速度数倍高于教员招聘时,就会导致显著的负面效应,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大学学费的上涨。还有一种不那么直观的堕落:随着大学越来越像大型公司,这一趋势经常被哀叹为“公司化”,某些和学术上的卓越无关的目标却成为最重要的事。2011年,政治学者本杰明·金斯伯格曾出版《教员之衰落:行政化大学的兴起及其后果》一书。他在书中认为,过去数十年间,随着行政之扩张,此前在大学治理中扮演主角的教师队伍,已将大部分管理权拱手让给非教学的行政团队。金斯伯格指出,一旦行政管理者独立为一个阶层,且同教师阶层渐行渐远,那么几乎可以断定,他们会不断膨胀;不同于教授群体,管理者更有可能认为,只要校园内出现新问题,则解决方法就是成立一个新部门去处理它。(与此同时,尽管教授们也会因大学之公司化而牢骚满腹,但通常说来,他们还是会因为能摆脱行政任务而乐见其成。)
消费者永远是对的
观察始于2015年的这波校园抗议运动,一大特征就是大学领导层优柔寡断且放任不决。抗议的学生大声喧闹,打断演讲或扰乱课堂,即便这些行为违反了学校规定的学生行为守则,也极少有学校会因此处分学生。还记得长青学院的校长乔治·布里奇斯吧,许多大学校长都效法他,接受学生的最后通牒,想方设法去满足学生的很多要求,与此同时又习惯一声不吭,不敢批评学生的策略。有评论者批评校方的做法,他们指出,当某些组织的管理精神是“为消费者服务”时,它们就会有上述那些反应。
埃里克·阿德勒,马里兰大学的古典学教授,2018年他在《华盛顿邮报》上撰文,精炼地阐释出这一论点。“追究[校园不宽容的]根本原因,”阿德勒指出,“不在于学生的极端左翼主义,抑或其他任何政治意识形态”,根源在于“数十年之前,大学所做出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决定,即将学生当作消费者——他们每年支付高达6万美元的费用,以获取课程、精致的美食、舒适的住宿以及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”。当谈到有些学生非要取消某些受邀的校园演讲时,他这样写道:
即使在公立大学,这些18岁学生所购买的,就其本质而言仍是一种奢侈产品。他们因此感到有权利去控制自己的校园经验,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?......学生们既然已经习惯了掌控他们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,那么现在,他们想要让学校能够反映(mirror)他们的观点。如果学生作为消费者有权决定课程,有权如其所愿地打造校园环境,那么也有理由认为,他们有权决定邀请哪些讲者来校演讲,在他们中间可以表达出什么样的观点。有人会这么说,对今天的大学生来说,演讲者不过是校园设施罢了。
当大学为了吸引优质生源而陷入激烈竞争时,校方经常会选择在学生生活设施上增加预算开支,消费者理论也能完美地解释这一趋势。从2003年至2013年,公立研究型大学在学生服务方面的开支增加了22.3%,远远超出了科研(9.5%)和教学(9.4%)方面的支出增幅。许多大学校园已经改头换面,不再像学术的修道院,而成了豪华的“乡村俱乐部”。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一项工程就是一个绝好的示例,该校从学生学费中支出了8500万美元,修建了一条长达536英尺的“漂流河”。水波荡漾,轻柔的水流缓缓推动漂流的学生,送他们穿过造型曲折的水池,其形状正是校名的首字母缩写“LSU”。在庆祝漂流河启用的剪彩仪式上,听校长一席话,就可以窥见他的教育愿景——如何挖空心思地将消费主义和安全主义结合在一起:“说真的,我不希望你们离开校园半步。所以说,我们要竭尽所能,让你们待在校园里,在这里,我们会保证你们的安全。你们需要什么,我们就提供什么。”
校园管理者如何催生扭曲思维
学生现如今被视作消费者,这一转变可以解释很多问题,但它无法解释发生在北密歇根大学的事,也无从解释当管理者限制“消费者”的言论时,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。要把握这些事件,我们必须理解大学管理者时刻都要面对着各种力量,其中就包括担心被卷入丑闻爆料和吃官司。从校内的法务人员,到校外的风险管理专家,甚至学校的公关团队以及校方高层,各种指令纷至沓来,最终交织在具体管理者身上。无论处理什么事务,他们都务必要控制大学的法律责任,从人身伤害的官司到不当解约,从知识产权到非正常致死的诉讼。这就是管理者如此急于管控学生之言行的原因之一。
迈入21世纪后,在第一个10年中,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在全美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组织,它全身心投入大学校园内的言论自由、学术自由和正当程序。在这10年里,大众对校园言论自由缺乏关注,也是可以理解的,因为考察那些年处在风口浪尖的言论,往往毫无同情心,令人不快——比方说,2001年9月11日,一位教授开玩笑说:“不管他是谁,谁能把五角大楼炸飞,我就把票投给他。”最终,他因出言不慎而丢掉了工作。然而,站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立场,这些事件都不难处理。支撑起第一修正案之基石的理念是,仅因言辞冒犯,并不能作为禁止或限制言论的正当根据,在校园内尤其如此。
回顾格雷格的职业生涯,大部分时间校园内的学生总是最宽容且最支持言论自由的群体,其程度之深甚至超出了教职员。然而,到2013年前后,格雷格开始发现世道变了。越来越多的学生似乎站在了管理者这一边,双方已经达成了共识,认为学生并不安全;认为学生生活的许多方面,都必须受到成年人的细心管制。并且他们认为,面对潜在的风险和威胁,应对不力是错误,但反应过度则正确得多。如此一来,校园管理者常常好心办坏事,他们的行事方式正在塑造着扭曲的思维。
在校园环境里,直接鼓动扭曲思维的,是两种类型的第一修正案案例,分别是过度反应和过度监管。
过度反应的案例
顾名思义,我们可以这样定义过度反应的案例:感觉受到冒犯,却做出了不相称的反应。考察过度反应的案例,几乎每一件都存在着小题大做的心理习惯,且认定若没有管理方的介入,就会酿成大祸。这里举两个实例:
卑尔根社区学院(新泽西州,2014):一位艺术学教授被停薪留职,送去接受心理治疗,起因仅是一个发在社交媒体上的帖子。帖子里有一张照片,照片中,他的小女儿穿着一件文化衫,上面画有一条龙,还写着一句话“我会拿回属于我的东西,用火焰和鲜血”,校方坚持认为这构成“威胁”。该教授解释道,衣服上的话引自热门剧集《权力的游戏》,但一位管理者却并不松口,主张“火焰”可以指代一把AK-47。
欧克顿社区学院(伊利诺伊州,2015):一位教授收到一封来自校方的警告信,起因是他此前曾以某些同事为收件人,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,内容只有一句话。在邮件里,这位教授指出,五一劳动节快到了,“是时候让全世界的工人庆祝他们争取工会权利的斗争,铭记发生在芝加哥的干草市场暴动了”。学院声称,邮件提及那场发生于1886年的暴乱,意在威胁校长,因为她是这封邮件的收件人之一。何出此言?因为那次事件“导致11人丧生,70余人受伤”。当然,追溯美国的许多重大节日,就其牺牲伤亡人数而言,它们比这一事件惨重得多,但在提及这些节日如阵亡将士纪念日、退伍军人节,甚至是七月四日独立日时,却没人认为是威胁。
过度监管的案例
所谓过度监管,就是要防患于未然,首先不是管制已发生的冒犯,而是压制潜在的苗头。这种管理作风,同直升机式父母的过度保护是一以贯之的:为了确保学生们的“安全”,管理者对他们要严加控制。言论,仍是过度监管最常见的对象之一,尽管自“政治正确”之言论规章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后,挑战此类言论规章的法律诉讼可谓此起彼伏,多达70余起。几乎所有的言论规章,只要在法庭上受到挑战,其结局不是被修改、废弃,就是被裁定违宪。
我们在此讨论两类言论控制的规章,它们虽然极尽荒诞之能事,但眼下在美国大学校园里却不断出现,如雨后春笋:
1.模糊且过于宽泛的言论规章:早些年间,康涅狄格大学曾颁布一部言论规章,禁止“带有不适当之指向的笑声”。以这部校园规范为例,我们就可以理解现代“政治正确”言论规章之第一波浪潮(时间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)及其在内容上的模糊性和宽泛性。随后康涅狄格大学吃了官司。1990年,作为和解协议的一部分,该校取消了这部言论规章,但在15年后,费城德雷塞尔大学照搬了这部规章,一字未改。而在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将之评为“本月言论规章”之后,康涅狄格大学校方最终还是收回了它的规章。与之类似,亚拉巴马州的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通过了一部言论规章,其中有条款规定,“凡在学校财产之上,任何学生都不得冒犯其他任何人”,而西亚拉巴马大学也有规定,严禁发送“刺耳的短信或电子邮件”。在这些规章的引导下,学生们可能会学到一种过于宽泛且全然主观的标准,并以之判定行为是否不当。它们还示范了情感推理的谬误:永远相信你的感觉。如果你感到不适,那一定是有人冒犯了你,一定要有人因此受到惩罚。诸如此类的言论规章还会传授脆弱人设的谬误。它们传达出这样的理念,惹人不快的言论或不恰当的笑声可能会造成极大的伤害,于是这就要求管理者必须介入其中,保护容易受伤的脆弱学生。不仅如此,这些规章还让校园管理者放手去干,要做到在发生言辞冲突时,总是有权威人物在场“解决”问题。
2.言论自由区:大学看起来总在乐此不疲地创设出“言论自由区”,以此将某些类型的言论和表达限制在狭小的区域内,且通常是校园里的偏远一角。考察“言论自由区”的历史,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,如其名所示,一开始,这是学生可以全天候自由发表言论的光荣之地,如同伦敦海德公园的演说者之角。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,许多大学改造了“言论自由区”,使之成为了学生在校园内可以自由发表言论的唯一区域。在受到公众的监督和批评后,有些大学对其进行了调整,比如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麦克尼斯州立大学,按照此前的规定,学生团体使用“言论自由区”要受到限制,每学期只能有一次机会。还有些“言论自由区”的规范则被法院撤销,比如辛辛那提大学的“言论自由区”,面积只占整个校区的0.1%,而且演说者如要使用该区,必须提前10个工作日做登记。然而即便如此,还有很多大学维持着“言论自由区”的设置。
翻阅现如今的大学生手册,你会发现,政策早已控制着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,比如说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以发什么,在宿舍里可以说什么,以及在校外可以做什么——也包括他们可以加入什么组织。
过度反应和过度监管,通常是管理者的工作方式,他们身处官僚构架之内,已经发展出一套我们通常所说的“明哲保身”(Cover Your Ass)的思维定式。他们心知肚明,其管辖范围内出现任何问题,他们都有可能会被问责,尤其是当他们未能采取任何措施,甚至对问题坐视不理时。所以通常他们都会保持一种防御的立场。在他们的心目中,“过”好于“不及”,与其反应不足,毋宁反应过度;与其监管不力,毋宁监管过度;与其勇往直前,毋宁谨小慎微。这种态度就助长了许多学生从孩童阶段就能学会的安全至上思维。
发现可疑，及时报告
现如今的美国大学生都出生在2001年“9·11”恐怖袭击之前后,成长于自此后担惊受怕的日子里,这显然毫无益处。自从那可怕的一天开始,美国政府就一直在告诉我们:“如果你发现可疑状况,要及时举报。”如图10.1所示,即便是成年人,也时刻会被提醒,要遵从他们最焦虑的感觉。这是新泽西州火车站的一个灯箱广告牌。在这幅图里,新泽西捷运正在向乘客灌输情感推理的谬误:永远相信你的感觉。“如果感觉不对劲,那很可能是真的”,广告牌上如是说。但问题是,感觉不太可能成真。在美国这个国家,每年都会有数以百万计的时刻,某个美国人在某处“感觉不对劲”,担心遭到恐怖袭击。然而,统计美国每年发生的恐怖袭击数量,各种类型加在一起基本上也屈指可数,因此我们可以认为,在几乎所有“可疑”情形内,感觉都是错的。当然,在搭乘新泽西捷运时,旅客若是看到被遗弃的背包或行李箱,不应视而不见,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感觉“很可能”是准确的。
图 10. 1 新泽西州斯考克斯枢纽站的灯箱广告牌
(丽诺尔·斯科纳兹摄）
年轻人开始相信,危险无处不在,甚至在教室里,在私人交谈中,都有危机四伏。每个人时刻都要保持警惕,遇到威胁就向当局报告。举个例子,2016年,纽约大学的管理者在洗手间里贴上告示,主张每个人对其听到的言论都应采取“发现可疑即举报”的方法。这些告示还提醒纽约大学这个群体的全体成员,如果他们遭遇到“偏见、歧视或骚扰”,应当如何匿名举报,其中包括拨打“偏见回应专线”。纽约大学并非特立独行;根据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2017年的一份报告,该基金会“聚焦言论规章”数据库共收入471所教育机构的数据,其中有38.4%(181所)维持着某种形式的偏见举报系统。
当然,我们应当维持一种简便的通道,在发生真正的骚扰和就业歧视案件时供受害人举报;因为此类行为既不道德,也违反法律。但是,仅有偏见并不构成骚扰或歧视。“偏见”这个词,在纽约大学的偏见回应网站上并未被定义,但心理学实验却始终显示出,是人,就会有偏见。我们无法摆脱偏见,对我们自己和我所在族类,对魅力四射的人物,对曾向我们施以援手的朋友,甚至是对那些同名、同日出生的人,我们都心存偏见。至于那些接听偏见回应专线的管理者,最能引起他们关注的大概是负面的偏见,基于种族、性别和性取向这些身份范畴所形成的偏见。但问题在于,鉴于概念渗透在大学校园里存在程度之高,以及认为微侵犯无处不在,且暗藏危险的观念之广,想必就会有一部分学生动辄在他人身上觉察到偏见,且把模棱两可的表达一律按偏见处理。
大环境如此,要培养在教授和学生之间的那种信任感,就变得愈发困难了。有了偏见回应专线,学生就可以举报教授在课上讲了什么,展示了什么,甚至都不必等到下课。现如今,很多教授坦言,他们是在“提心吊胆地搞教学”或者说“如履薄冰”。这也就意味着,不再有教授愿意在课堂上讲什么有争议的内容——哪怕是布置重要但却难读的课程材料。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珍妮·石·格森曾在《纽约客》上撰文,讲述了她在教授性侵法律时的经历,她留意到:“在讨论关于强奸的法律时,组织学生讨论,挑战并质疑对方,已变得寸步难行,于是教师开始放弃这个题目......如果性侵这个题目被驱逐出法学院的课堂,损失将是巨大的——首当其冲的就是性侵受害者。”
我们在此只举一例,来说明偏见回应系统是如何抑制风险之承担的:迈克·詹森,是北科罗拉多大学的兼职教授,负责一年级写作课程的教学,然而只因在一次关于有争议主题的讨论之后,有且只有一名学生提交了一份“偏见事件报告”,詹森教授便三番五次被约谈。这门课布置的第一篇阅读材料,就是我们发表在《大西洋月刊》上的文章《娇惯的美国心灵》。教授要求全班同学阅读这篇文章,然后让他们自行选择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视角进行讨论。学生们选出的讨论题目是跨性别议题。[该学期最大的新闻之一就是凯特琳·詹娜(Caitlyn Jenner)由男变女的亮相。]詹森推荐学生去阅读一篇文章,内容是关于父母反对一位变性的高中生使用女更衣室的。按照他的解释,虽然大多数同学可能不同意此类持怀疑态度的观点,但就学术论学术,抓住并应对一些难解且有争议的立场是题中应有之意,所以说,即便只是讨论这些立场和观点,也是很重要的。詹森后来回忆道,那场对话是“一次非常愉快的讨论,发现了不同的角度”。所以在得知一位学生提交了“偏见事件报告”并将他告到学校时,詹森大吃一惊。校方做出建议,在这学期余下的时间里,要回避任何跨性别的话题,而且学校最终也没有再次雇用詹森。
在开发这些“偏见回应”的新工具时,官僚也许是出于好意,但它们却造成了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,催生出一种“我们vs他们”的校园氛围,导致人人自危,提心吊胆,信任正在流失。有些教授权衡利弊,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不值得冒险,没必要面向官僚组成的调查小组做自辩;所以更好的做法就是调整他们的教学大纲或课堂内容,将那些有可能会导致投诉的材料统统删掉。接下来,只要见到有可能引发争议的材料和讨论题目,越来越多的教授会选择主动退避三舍,而他们的学生也就因此错失机会,无法发展出智识上的反脆弱。最终,这些学生动不动就认为课程材料有所冒犯,甚至要求更密不透风的保护。
……
“道德依赖”是如何养成的？
2014年,两位社会学家布拉德利·坎贝尔和杰森·曼宁合作了一篇文章,他们敏锐地预见到这种新的脆弱文化,解释了它从何而来,分析了行政为何越帮越忙从而助长了这种脆弱文化。他们称之为“受害心态文化”。根据他们的解释,这是一种新的道德秩序,同旧有的“尊严文化”存在冲突,但在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大部分地区,尊严文化仍是主流。
尊严文化若运转得当,人们身在其中,就有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价值,无论他人怎么看;也因此,面对些许的轻慢,人们通常并不会做出过激的反应。诚然,曾几何时,完整的尊严仅属于白人成年男性;发生于20世纪和21世纪的权利革命改变了这一切,它将尊严扩展至每一个人。尊严文化与更古老的“荣誉文化”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成长于荣誉文化,男子就会执迷于捍卫他们的声望和名誉,结果就是,即便只是对他们或其身边亲近者略加冒犯,他们也必须要做出激烈的回应,很多时候就是下战书进行决斗。然而在尊严文化中,决斗看起来荒诞可笑。在奋斗于人生道路上时,人们应当有足够的自控力,心无旁骛,将挑衅轻慢、龃龉不快都置之度外。身陷严重的冲突或者个人权利受到侵犯时,我们应当信赖法律或行政的救济,但若是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寻求这种帮助,则有失体面,因为我们本应自行解决这些小问题。明察事理,是尊严文化的一项关键要素;面对异见分歧、无心之轻慢,甚或直接的冒犯,人们不应视之为对自身尊严的威胁,以至于非要做出回应不可。
比如说,尊严文化常见于一种教育方式,我们经常这样告诉孩子:“棍棒和石头会打断我的骨头,但闲言碎语却永远伤害不到我。”非要在语义上较真,这句童年谚语当然值得商榷——人言可畏,人们可以因为听到某些话而体会到刻骨之痛。(反过来说,要是从来没有人因人言而受伤,那这样的谚语又是从何而来的呢?)但成长于尊严文化中,“棍棒和石头”就是一面盾牌,孩童们可以用它来驳回侮辱,对抗漠然的视而不见。这好像是在说,“请便吧,随你怎么说。你都无法搅扰我。你想什么,我真的毫不在乎”。
早在2013年,坎贝尔和曼宁就开始觉察到校园内发生的变化,同格雷格一样,他们也看到,从微侵犯、课前警告到安全空间,这一系列新观念在大学校园内连锁出现。他们指出,这种受害心态文化构成了一种正在出现的新道德,迥异于此前的尊严文化。根据他们的定义,这种受害心态文化具有三个特征:第一,“个体和群体表现出高度的敏感,遭遇轻慢便一触即发”;第二,他们“倾向于通过向第三方控诉来处理冲突”;第三,他们“试图塑造出一种应当获得帮助的受害者形象”。
第二个特征,和我们在本章所关注的问题息息相关。坎贝尔和曼宁指出,受害心态文化之所以出现,其前提之一就是管理者或法定权威的存在,经过说服,他们会站在某一方一边,并插手干预。他们进一步写道,当行政救济唾手可得且人们并不以请求权威干预为耻时,“道德依赖”(moral dependence)的状况就会出现。人们于是选择依赖外部的权威,来解决他们的问题,久而久之,“他们选用其他形式的冲突管理方法,无论是意愿或者能力,都会大大减弱”。
这就是吉普尼斯的忧虑。她大声呼吁,过度保护的政策使学生变得更脆弱,而不是勇敢起来;学校正在营造一种脆弱性的文化。这也是艾丽卡·克里斯塔基斯的忧虑,她认为“培养学生身上脆弱的那一面的做法愈演愈烈,就会导致现在无法察觉的代价”。因此她劝诫学生彼此间要多沟通,不应动辄依赖管理者的干预。这也是丽诺尔·斯科纳兹的忧虑,正因看到过度保护的问题,她才发起“放养孩子”的运动。
这也是史蒂文·霍维茨提出的问题,如我们在第9章结尾所讨论的,过度监管会抑制结社技艺的发展。一所大学若鼓励道德依赖,那么它就很可能要经历更慢性的校园冲突,于是就会形成对行政干涉和保护的更多的需求,进而造成更严重的道德依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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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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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编辑：陈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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